事发一周后,风雨同舟的队友说:看他挨打,我都急哭了
昨天,遭暴力抗法的王调出院前与记者面对面
护鱼者说:虽然艰难,但会坚守
昨天,王调出院了。只有妻子来接他,做了整整一星期“新闻人物”,王调想低调些。
病房里,堆满了一周来社会各界送来的水果和鲜花。
离开时,他冲护士说了声“谢谢”。王调长得浓眉大眼,话不多,同事说他有些腼腆。
7月13日下午,作为温州苍南县海洋渔业局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的他,在海上巡查时,遭到一艘非法渔船的暴力抗法。被几名渔民围殴后,他掉进了海里,死里逃生。
王调以前当过兵,胆子大,但这次,他真的有些害怕。“有人抱着我说,要死一起死。他们推了我一把,我就掉下(海)去了。”
那天和王调一起巡逻的同事刘日知,至今仍在治疗。“他被渔民飞来的石饼砸中胸部,内伤,喘气都疼。”王调说。出院后,他回家休息两天,又要出海,“人手太紧了。”
他到底是怎么落海的? “有人推了我一把,就掉下去了”
昨天,王调眼睛上的纱布已经拆了,眼角还有几道瘀痕。
7月13日下午4点半,王调带着总共16名执法人员在港口巡查,偶然发现那艘涉嫌违法捕捞的渔船。
“我们驾着快艇追上去,借着一个浪,我一个人跳了上去。”王调说,几乎每次上渔船检查,都是这样,要借着浪往上跳,“不可能几个人同时(跳),一次只能一个人。而且就是一瞬间的事,浪过去了,就很难跳上去。”
以往,在渔船上检查时,渔民一般都会十分配合,但这一次,王调遇到了麻烦。
有四五个渔民朝我围过来,有个人大喊,“你不给我饭吃,我就要你的命。”
他们把我围起来打,我的救生衣很快就被撕破了。我把救生衣脱下来,拿在手上。这时候,有个年纪大一些的渔民拿了根绳子,要来绑我。他先是想绑我的脚,我用力挣脱了。
那个老渔民抱住我,想把我和他捆在一起。他说,“要死一起死。”
王调有些慌,感觉自己遇到了“亡命徒”。他试图安慰几名渔民的情绪,“我不停地对他们说,不要激动,不要激动。让我们的船靠过来,我自己跳回去。”
其实,他是想找机会让同事过来帮忙。
但是,这些话没有效果。
那几个人又围过来,我想阻止他们,于是(双方)就推来推去。不知道是谁推了我一下,我就掉到海里了。不管他们是不是恶意,是有人推了我才会掉海里的。
甲板离海面有一米多高,幸好王调水性不错,手上还死死抓着那件破了的救生衣。
更危险的一幕,发生在掉海后。“当时我掉在船尾,渔船在我身边掉了个头,想要加速逃跑。要不是我游得快,肯定被卷到船底去了。”
同事从快艇上扔下绳子,拉了两次,王调才爬上去。他身上多处受伤,眼睛已肿得睁不开。
“还好眼睛没瞎。”王调开玩笑说。
风雨同舟的队友“眼睁睁看他挨打,我当场急哭了”
老谢是王调的同事,全名叫谢君卿,今年55岁。7月13日,他也在快艇上。
那天风浪太大,渔政船无法靠近,只好放了条执法快艇。王调最先上快艇,我、陈宣权、刘日知、洪永森跟着上的。还有人要跳下来,王调说,“够了,够了。”快艇上站不了这么多人。
老谢本来是个渔民,15岁就出海了。之前,他经营一条“三无”渔船。老谢曾是王调执法的对象,两人的关系一度充满火药味。
全省“一打三整治”开始后,老谢的三无船被王调“盯上”。王调性子直爽,他一次次上门做工作,最终,老谢把船交了出来,拆了。
前年,苍南海洋渔业局招聘临时执法人员。老谢报了名,和王调成了同事。老谢海上经验足,人勤快,执法队员很快就喜欢上了他。老谢和王调,也从“敌人”变成了兄弟。
我在海上一辈子,这么凶的渔民,还是第一次遇到。当时,我们眼睁睁看王队在渔船上挨打,却帮不上忙,心里急得不得了。说句不好意思的话,当时我一个55岁的人,急得都哭了。
老谢也受了点小伤。当时船上渔民不停地扔好几斤重的水泥石饼(这种石饼是渔民用来坠渔网用的),再怎么躲,总会被砸中几下。有个石饼冲他的脸飞过来,擦过耳朵,砸中了身后的刘日知,“他的救生衣都砸破了,当时就喘不过气来,疼得厉害。”
驾驶快艇的陈宣权头上被砸出一个大包,另一名队员洪永森身上多处被砸中,还好伤势不重。在医院简单处理了一下,又回到了工作岗位。
“本来应该放假休息一下的,可人手太紧了。”王调有些内疚。
他们从事的到底是份怎样的工作“执法总会充满风险”
王调的人生轨迹并不复杂。从部队退伍后,分到海洋渔业局,一直从事审批工作。两年前,通过竞争上岗,被任命为执法大队副大队长,分管海上执法。说起两个岗位的最大区别,他苦笑着说,审批是在帮人,现在执法却是在找茬。
他转岗的这两年,正是浙江全面修复振兴东海渔场关键的两年,严打非法渔船和保护幼鱼的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。执法和渔民的关系,变得紧张,摩擦不断。
渔民文化层次普遍较低,执法时挨骂是常有的事。最近的这几个月,王调几乎没怎么休息过,一直漂在海上。苍南的海岸线长,巡查起来很吃力。
可王调没想到,执法也会遭遇生命危险。
王调的家境其实不错,妻子做生意,父亲曾是当地国企的老总,母亲是老师,父母都已退休。出事后王调和妻子一直瞒着二老,当时在外面旅游的他们还是网上看了新闻,才赶了回来。
王调反复强调,“只要是执法,就有风险。”他说,“家人肯定会担心我,但对我的工作还是支持的。”
执法大队里有名老队员,十几年前额头上被渔民砍了一刀,刀疤一直没消掉。
几年前,一群三无渔船主带着老人孩子冲进渔业局大楼,砸坏了不少办公设施。
暴力抗法的事,以前也发生过,但没有现在这样频繁。
“早些年抓到,罚点钱了事。这两年,抓到三无船,不仅要没收,还要拆掉。现在,违法捕捞触犯刑法的,还要刑拘。”王调说,在当前严格执法的形势下,执法者和渔民的摩擦肯定会加剧,“遇到极个别极端的,就要和你拼命。”
不过,也只有如此严厉地执法,“东海里消失的鱼,才会回来。”
现在,王调最苦恼的,不是危险,而是人手紧缺。“不仅要去海上,菜场、酒楼、高速公路都要派人检查。有时候实在忙不过来,渔业局门口警务室负责治安的几名协警,也被‘借’来派到船上。”
其实,手上没“家伙”,大家都觉得没安全感。
“我们的执法人员没有任何防身的器械。渔政船上倒是有水炮,但没用过,也不敢用。”王调说,“按照规定,水炮只能用来打违法渔船驾驶舱,但海上风浪大,万一打到人怎么办?”
此前,钱江晚报记者采访时,就有相关人士建议,为海上渔政执法人员配备一些伤害性低的器械,“这样才不至于空手挨打。”
不管怎样,他们肯定会坚守下去——为了子孙后代有鱼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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